杏花楼的定胜糕，黄河路的霓虹灯广告招牌，港式粤菜招牌干炒牛河，辛芷蕾美到嚣张的旗袍，一首接一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繁花》中，导演王家卫用充满时代感的细节，摹画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粤港沪三地文化交织交融的生动景象。
日常烟火的还原和勾勒，离不开细节的支撑。无论是小说原著作者金宇澄，还是影视导演王家卫，都是在细节的堆叠中，以食物、语言以及繁复的日常生活物件建构起90年代的城市记忆与文化景观。粤港沪三座城的历史、文化与性格，在市井小民的命运沉浮中交流激荡，如“乱花迷眼，水银泻地”。
如果没有这些丰满的细节与立体的人物，《繁花》就只是一个空壳的时代剧。
《繁花》官方海报
1、霓虹灯映射出粤味文化
《繁花》火了。自2023年12月27日开播以来，讨论热度持续攀升：豆瓣开分8.1，央视八套首播10分钟收视率破2，峰值收视率2.6……沪语版《繁花》不仅唤醒了上海人的城市记忆，还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刮起了香港文化和粤味文化的怀旧复古风。
王家卫的《繁花》，是上海的，也是香港的，更是广东的。换句话说，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从衣食住行到流行文化，都能看到岭南文化的影子。
“一九九二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不到八百米的上海黄河路，是剧版《繁花》的主要拍摄场景。黄河路上最典型、最耀眼的莫过于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广告牌。七彩的霓虹灯不仅带观众重回90年代灯红酒绿的上海，也让不少人仿若置身香港的兰桂坊。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写白流苏第一眼见到的香港时，就是看到霓虹灯，“颜色浓烈的霓虹灯招牌，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如今，霓虹灯已逐渐成为香港独特的视觉符号和文化印记。
黄河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广告招牌
霓虹灯折射的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发展。早在1920年，霓虹灯就被引入了香港，一些城中的生意人在唐楼上层安装霓虹灯，借助其独具创意的灯光吸引客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从香港到广东再到上海，街头越来越密集的霓虹灯，重构了城市的天际线，尺寸巨大、配色耀眼的招牌成为繁华城市统一的标志物。
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霓虹灯几乎进入每个著名导演的镜头中，王家卫是其中的佼佼者。电影《花样年华》将镜头定格在霓虹灯下，构造了一个幽深梦幻的霓虹世界；《重庆森林》里梁朝伟坐在霓虹灯炫目的灯光下，在王家卫式抽帧中显得迷离又梦幻。
霓虹灯同样大量出现在广东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视作品中，包括《雅马哈鱼档》《公关小姐》《外来妹》等。在电影《雅马哈鱼档》中，上下九商业街的霓虹灯真实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先行一步的广州个体经济的繁荣景象。
2、粤菜：三地文化的天然纽带
黄河路的霓虹灯光广告牌中，有一块是显眼的“粤菜馆”。
上海著名作家、上海作家协会理事马尚龙介绍，在黄河路最火的时候，一条街上的饭店都以粤菜风格为主。黄河路当年甚至有更豪气的老板，直接从香港找来大厨掌勺。
在马尚龙看来，黄河路的走红和当时上海流行的文化有密切关系，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港台文化风靡，天生爱赶时髦的上海人开始崇拜港台明星，热衷于吃广东菜，“当时香港明星来上海也喜欢去黄河路，因为那里的广东菜最正宗。”
港式名菜“仙鹤神针”
唐鲁孙曾在《吃在上海》里写道：“广东人在上海的势力日趋雄厚，广东人又最团结，饮食又讲究清醇淡雅，不像沪帮、扬帮的浓厚油腻，随后广东菜馆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开起来，在上海滩反而后来居上。抗战之前到抗战初期，粤菜反而变成上海饮食界主流了。”学者周松芳也曾在《粤菜北渐记》里提到，真正唱响“食在广州”的名号，并不主要在广州，而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
在剧版《繁花》里，阿宝第一次到“至真园”餐馆吃港式粤菜时单独点了“干炒牛河”这个桥段，正是这一潮流的生动写照。“干炒牛河重油，但烧得好的标准，是吃完之后盘子里不能剩油。”不要小看“干炒牛河”，这道港式粤菜是粤菜厨师的试金石，也是无数食客的心头好。
电视剧《繁花》中至真园特色粤菜“干炒牛河”
以粤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不仅是粤港沪三地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链接三地文化的天然纽带。在剧版《繁花》中，王家卫拍摄了大量吃饭的镜头，几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爱吃的美食：汪小姐爱吃排骨年糕，宝总爱吃泡饭，爷叔爱吃定胜糕，葛老师吃豆浆油条。
《繁花》剧中经常出现的上海小吃排骨年糕
细心的网友自会发现，爷叔最爱的定胜糕来自杏花楼。这是一家享誉申城的粤菜名馆，是广东人“胜仔”于1851年在上海创办，广东番禺人李金海于1888年入杏花楼厨房间当学徒，后成为该店厨房的当家名师。杏花楼的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如今更是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爷叔手中拿着杏花楼的定胜糕
除了粤菜，“港式服务”也一度成为上海潮流。1997年香港回归，黄河路争相追赶“港式服务”风潮，最热闹时，每晚夜宵都要排队，一批吃完，立马翻台。有时客人太多，桌布根本来不及换洗，客人直接在光桌板上吃，也不以为意。营业结束时，天已经亮了。
“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从表层看，《繁花》讲述着饮食男女，而一家家饭店、一张张餐桌背后，连接着不同人物的生意经，以及随时代大潮应运而生的“风自南来”的新鲜事物。
3、王家卫“上海情结”的背后
王家卫还用了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57首配乐中不少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歌：《似是故人来》《偏偏喜欢你》《一生中最爱》《遥远的她》《不再犹豫》……其中《新鸳鸯蝴蝶梦》和《千年等一回》，正是1993-1994年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香港的本土流行音乐原本是20世纪40年代由上海传播过去的，但是“移民之初”并没有形成产业化。到了70年代，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香港流行音乐逐步成型，涌现出一大批知名音乐人，包括许冠杰、林子祥、温拿五虎、谭咏麟、徐小凤、罗文等，奠定了香港流行音乐的根基。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港台流行歌曲通过文化交流、商业沟通等方式传入内地，尤其是以“歌神”许冠杰为代表的香港粤语流行歌曲在广东地区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刺激了广东流行乐坛的发展，再向北传播。
内地流行音乐史上无数个第一，都由广东首创：第一家现代音乐茶座、第一家唱片公司、第一个音乐排行榜、第一次拍摄MTV、第一个推行歌手签约制……从广东流行乐坛成长起来的音乐人，更是撑起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
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广州东方宾馆音乐茶座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的《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要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最阁楼的。”
金宇澄在《繁花》的开篇中，就写出了沪港之间的文化共性：在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中，却看到了最上海、最阁楼的片段。在香港影片中，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上海片段”和“上海故事”。
早期的上海电影界也是广东人居多，郑君里、蔡楚生、阮玲玉、胡蝶、黎民伟、张慧冲、严珊珊、林楚楚……许多电影院也是由广东人独资兴建。1934年，在上海创办天一影业公司的邵氏兄弟将总部搬到香港，开启了上海与香港间的电影文化融合。这是三地文化血缘关系的一个缩影。
《繁花》剧中常见的上海弄堂
王家卫与《繁花》一见如故背后，也隐藏着一份“上海情结”。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王家卫，5岁时就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香港。王家卫的电影，本性上又是香港的上海、上海的香港，在潜意识里上海是那个失落的故乡，香港只是落脚之地，是战乱年代从上海流居到香港的文人，构成了王家卫电影的底色，所以《花样年华》有上海感，他才会对《繁花》一见如故。
身着旗袍的辛芷蕾在《繁花》中扮演至真园老板李李
4、书写时代变迁中普通个体的烟火日常
同样改编自金宇澄《繁花》的同名舞台剧曾在香港上演，该剧艺术总监张翔说：“上海和香港是非常相像的两座城，有一样的层层叠叠和嘈嘈切切。”
层层叠叠和嘈嘈切切，非常生动形象地道出粤港沪三地文化的共通之处：来自市井小民的烟火与日常，铸就了深沉而隽永的文化积淀。游离于主流历史之外，却充满了活力、诗意和民间智慧。对这种文化的展现，只有回归具体且普通的生活细节，方能打动人心。
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是王家卫的拿手好戏。为更好还原当时上海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繁花》剧组筹备数年，其间不间断地搜集资料和田野采风，探寻上海这座城市的血脉，捕捉时代变革的风向，大至城市变迁，小到日常衣食住行，无不极尽考究。
等比例还原的黄河路以及大量的霓虹灯，1984年结婚时新娘子穿的红色开襟外套，30多年前的绍兴“飞天”黄酒，书报亭里的邮票，颇具年代感的玻璃花窗……饰演潘经理的佟晨洁在采访时说，自己在电视剧里的发型看是有些夸张，但看自己妈妈当年的照片，几乎是一模一样。
定格《繁花》的每一帧画面，都可以看到无数的小物件和细节，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是容易被忽视的，但重重叠叠地堆累起来，就是有滋有味的生活。
电视剧《繁花》中的小物件，带着时代的印记
现象级热剧《人世间》也是如此。主创组动用大约14000件老物件，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述近50年的历史故事，细节铺陈有序，经纬可辨，镜头里满是草根烟火，剧情的精神主旨也因此深扎人性土壤而显得厚实、结实、真实。
侯孝贤拍《海上花》，请阿城做美工。阿城说，在电影里，没有用的东西要多，没用的东西多了，就有气氛了。这个气氛，就是生活的真实味道。这些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一个普通人，一个小物件，集合在一起，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诗。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谢有顺看来，写作有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要想写好具体的生活和特定的人群，必须要以专业的精神深入生活的细部，“当今文坛很多作品无法让读者满意，很大的原因就是充满细节的漏洞，在材料和经验层面上都缺少实证，无法建构饱满的真实感。”谢有顺认为，真实感的建立恰恰源自细节的堆叠，写作写到最后，拼的就是细节和经验。
电视剧《繁花》中宝总最爱吃的泡饭
日常叙事式写作放弃了以往那种史诗性建构的冲动，由聚焦重大主题转向关注个体生存，书写时代变迁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经历与生命感受，建构起新的文学空间，催生了新的美学表达，推动着中国文学螺旋式向前发展。
金宇澄的《繁花》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之一。他用无数的细节描写上海的市井生活，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自觉地将文学的触角伸向所置身的日常生活，用饮食男女的故事，铺就繁花似锦的人情世态，再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与褶皱”。
在此基础上，王家卫用精密的细节，还原了一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和精神风貌，唤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织就了粤港沪三地文化交融的一树繁花。
